5月12日里的十年 | 封面人物
2018年2月，原北川县城遗址
时间流逝，他们的人生无限分岔，但“5·12”始终是一个起点
十年之后，在那块悬挂在北川茅坝中学乱石碓前的横幅上，贺川仍然活着。“生日快乐，我们来看你了……贺川，你一定要坚强、开心、快乐好吗？妈妈寄。”横幅除了文字，还有一张水果蛋糕的照片，贺川妈妈留在上面寻找儿子的电话，跟十年前一样没有变化。2018年，临近春节的北川老县城，冷清，从废墟走过的人寥寥无几。
汽车在北川安昌镇绕了一圈，我在一家膏药铺里见到了贺川的妈妈成兴凤和父亲贺德志。他们正在给顾客换药。这是他们十年里无数个工作中的一个。煤矿、建筑工地、饭店、茶馆里有过他们的身影。新的横幅正在制作。他们一年会换三次横幅——过年前、地震纪念日和儿子的生日。“很多人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成兴凤说，“可是没办法，我就是忘不了，必须这样做，一年才能过去。”横幅如同胶布，贴在无法愈合的伤口上，需要每年更新，才不至于化脓感染。
北川姑娘黄珊（化名）在绵阳度过了自己的21岁生日。地震时，她上小学四年级，正从学校宿舍往教室去，并无大碍。同村的几个哥哥姐姐，在北川县城读中学，没能生还。“地震之后，好像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她说话的语气仿佛历经世事的垂暮老人。她正犹豫要不要回家过年。绵阳前几天下了雪，凌晨，她跑到门外，“看外星人一样看雪花。”上次见这样的雪花，正是2008年。
北川邓家海光村，湔江之畔，朱远成和妻子李昌平正倒水和浆，准备给房子砌两道新墙。十年之间，仍有余震，房子有裂缝，趁着年前稍有余暇，赶紧加固。女儿朱兰在地震中去世两年后，他们生下了儿子朱浩然。他已经八岁，上小学二年级。
王宇辰快十岁了。她在2008年底出生。她的生父亡于震中北川，她是遗腹子。妈妈廖乾美为了生活，十年前在板房区开了一家发廊，板房拆了之后，她将发廊搬到绵阳永兴镇，至今仍在那里。年前做头发的人很多，店面经常营业至凌晨。
朱杨是我当年见到的另外一个遗腹子。他的妈妈杨菊花过年不回北川了，她正在江苏打工。朱杨和外公、外婆，还有舅舅一家过年。杨菊花曾再婚，后又离婚。“得不了钱，一家生活都莫法。”杨菊花的妈妈母贤蓉说。
5月13日，王东的女儿王稚然将迎来自己的十岁生日。她与这场地震同岁。我特别想知道她的情况。拨通王东电话的时候，王东说他在外地，正在蹲点，准备讨要甲方拖欠的工钱，要过些天才回北川。
2018年2月，北川遗址
成都，一辆汽车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汽车仍在原地，没动。周围车水马龙。
“为什么停下来？”贾佑春问开车的来访者。
“我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走原来这条路回家就保险一点，另外一条路近些，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左转，不能的话，就要绕很远。”来访者说，“我会害怕我怎么这么笨，我这样会不会被老板炒鱿鱼，老婆会不会跟我离婚……”来访者感到头疼，脑袋像豆花摇散了一样。
贾佑春是心理咨询师。在这个行业，一般不把病人叫“病人”，而是称为“来访者”。开车的是一位焦虑抑郁症患者。“他对未知充满了恐惧，每件事情都会放大了去想。”生活中一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选择都能让他陷入无尽的痛苦。
贾佑春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在成都一处小区里。十年前，工作室的成员比现在多，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台湾的心理专家。台湾来的心理咨询师原本租住在15楼。找房子的时候，台湾人跟房东开玩笑说，楼层这么高，要是地震了怎么办，逃跑都麻烦。房东说，我们这里可没地震。彼时是2007年下半年，几个月之后的2008年5月12日，这栋楼如同被电击的人一样，剧烈颤抖。
大楼平静下来之后，地震的惨状逐渐为大家所知。台湾专家参加过“9·21”地震的心理援助，众人商量，可以进入灾区做志愿者。贾佑春和丈夫关山月加入其中，进入北川，在那里工作了三年。
“可不是吗，快十年了。”贾佑春说。当我请她一起去北川回访的时候，她有些犹豫。一天之后，她给我回微信，答应跟着我们去北川。此时距离狗年春节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2009年2月，映秀
新北川县城看上去像一个十分成熟的大楼盘。除了安置房，也有开发商建的公寓，贵的要六七千块一平米。一个带临街商铺的楼盘在建中，广告语写着“先赚稳，再赚狠”。
朱杨家原本住在新北川县城，他的外公外婆还是决定到附近的安昌镇买了房，那里的房子更便宜。朱杨的学习成绩不错。他随口给我背了很多课文，其中一篇是《大海的歌》——“海上的风是狮子，他一吼，就掀起滔天波浪。”他的妈妈杨菊花在江苏打工，那里更靠近海。小年夜，他说他想妈妈了。朱杨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看到别人的爸爸，他会想自己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2009年，地震后的遗腹子家庭合影，左起：刘小燕和儿子谢雨辰，张建清和女儿席菁雯，廖乾美和女儿王宇辰，杨菊花和儿子朱杨
2009年4月，杨菊花和儿子朱杨以及爸爸杨正林、妈妈母贤蓉
2013年，杨菊花和儿子朱杨在新北川
2018年2月，杨菊花的儿子朱杨在安昌镇家中
“妈妈会跟你说起爸爸吗？”
朱杨摇头。
“长大了想干什么？”
“当老板，可以赚很多钱。”
“赚了钱了呢？”
“可以买房子。”
外公杨正林仍然在打工，北川的工作不好找，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年，他去了很多地方——在西藏公路边烧过饭，在湖南山里修公路高架桥，在缅甸丛林中伐木。他在景家山上的地如今种柳杉，木料能卖800块钱一立方，可是需要十五六年才能成材一次。几年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砍家里种的毛竹。现在不种毛竹了。毛竹四毛钱一斤，人工就要两毛钱，不划算。
十年前，作为建筑工的朱远成在北川景家山上给一户人家盖房子。正在山上工作的志愿者邱老师遇到朱远成。朱远成说起自己亡故的女儿，哭了起来。邱老师给了他一些钱，还有《圣经》和《灵歌集》。
2008年5月，邱老师从江西来到北川做志愿者，带来了众人的捐款。本来想着三个月后换别的志愿者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没人来接班，他就继续在北川干下去。他在灾区认识了另一位志愿者。他们相恋，留在了这里，直到现在。他们生下了两个小孩。小孩没有上学，是在家教育。他们在新北川县城给一些小学生辅导课外作业。他们觉得现在的学生太累了。
在朱远成家，我掂了掂朱浩然的书包，得有十几斤重。他的学习好，柜子里有姐姐留下来的书，但他还没看过。
朱远成已经不看《圣经》和《灵歌集》了，他觉得很忙很累。他去过很多地方当建筑工。这次回家之前，他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地方盖房子。现在盖房子的工作不好找。“中国的房地产饱和了，我们建筑工人没什么事情做了。”朱远成说。
2008年的5月，朱兰曾对家人说，学校前面修的那个地基，觉得阴森森的，很奇怪。彼时距离地震没有几天时间了。“她跟我说，好像跟阴人打交道的感觉。”李昌平想起女儿对她说的话。阴人，就是死人。
常海（化名）当时在那个地基里放线，北川的电梯公寓很少，那里准备新盖一栋电梯公寓。这是北川的热闹地段，县政府、公安局、中学、小学都在附近。公寓计划建十几层，地基有八米深。放完线之后，常海就到别的地方工作了。两天之后，地震了，许多遇难者的遗体被埋在了这个坑里。
常海一直没有小孩，地震之后，经人介绍，他和莫小朵（化名）认识了。现在，他们两人生活在一起。
在北川的浓雾里，贾佑春见到了莫小朵。十年前，贾佑春见到莫小朵的时候，她是一身黑衣。她像是被黑色锁住了，不仅是衣服的颜色，还是心理的颜色。莫小朵是北川一所小学的老师。地震之前好多年，莫小朵和前夫离婚，和女儿两人生活在一起。
2018年2月，莫小朵（化名）和贾佑春并肩走在新北川县城的浓雾中
2008年地震的时候，莫小朵是班主任，她在办公室里，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小学情况比较好，没有发生楼房整体垮塌，只有两个学生去世。她和师生们转移到河坝边上，四下漆黑，过了一个晚上，周围是石头垮塌的声音。女儿在任家坪的北川中学读书。她想着北川中学离山还是很远的，应该不会被落石砸到。
第二天早上，莫小朵去北川中学找女儿。北川中学成为了一片废墟。女儿的教室在顶楼，但是垮到了一楼。她找到了被压在大梁下的女儿。大梁完全移不动。女儿对她说，腰杆很冷。周围还有许多孩子，大都已经没有了气息。有一个小孩被抱出来，两条腿没了。“我鼓励她，不要睡觉，救你的人马上就来了。”大吊车来了，让大家到圈定的范围之外。女儿的爸爸也来了。莫小朵说，“以前我一直没找对象，就是因为有孩子，有孩子我就知足了。”
几十分钟过去了。莫小朵站在远处，看不清楚情况，她看到前夫走过来，问，他们怎么还不去救呢？前夫说，他们去救可以救的人了。
“我梦见她特别多，梦到她小时候……”莫小朵没办法说下去了，“过了好久，我的脑袋都是嗡嗡响，根本静不下来。孩子就是我的世界，世界塌了下来。”
莫小朵身世坎坷。她出生后，家里穷，被送给一对养父母，养父母家后来也困难，她又被送给了另一对养父母。和丈夫结婚生下女儿后不久，他们又离婚了。她一次次离开自己原有的家庭。“我以前这样安慰自己，上辈子，我肯定是一个坏人，这辈子才会有这样的遭遇。”她流下眼泪。
常海赶紧转移话题，说，我们到外面吃饭去。在一家排骨店里，快要过年了，很多人从外地回来，很热闹。“现在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贾佑春说。地震之后，莫小朵什么都吃不进去。
贾佑春来北川的时候，特意染了一下头发，她觉得要见到很多熟人，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么老了。“毕竟十年已经过去了。”他们互相夹排骨，倒酒。“安逸。”常海喝了一大口酒说。我听到“安逸”的背后，是五味杂陈。
莫小朵现在教小学四年级，她觉得这个年级的小孩最难教。因为他们大都是在地震那一年出生，家人都特别疼爱。“甚至是溺爱，这个年级的学生跟上下两届的学生都不一样。”莫小朵说，“他们有特殊体质，比如耳朵听力不好，地震的时候，耳膜被震伤了。”
“这些学生注定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一生都会受影响。”贾佑春说。
王宇辰出生之后，身体就不太好，经常咳嗽。廖乾美说，她上网去查名字，发现“王宇辰”的名字得分很低。“都是火命，火在一起了。”她把孩子的名字改了，跟她姓廖，但发廊仍然叫“宇辰”。
2009年4月，廖乾美和女儿王宇辰
2013年，廖乾美和两个女儿
2018年2月，王宇辰和表弟在唱歌
十年前，发廊里只有廖乾美和她的弟弟妹妹三人。弟弟妹妹原本想着帮姐姐一段时间，就各自回去工作。但是，这一干就是十年。现在，弟媳、妹夫都是其中的成员，弟弟、妹妹也有了小孩。发廊不仅做头发，还做美容。他们把发廊二楼也租了下来，全家人平时在那里做饭吃。当年，他们都是在屋檐下吃盒饭。厨房里有一个微波炉，那是地震时从家里搬出来的。
“你昨天打电话来，我姐姐又哭了。”廖乾美的妹妹告诉我，“如果每天不忙的话，还是会想起当年的事情。那时候，姐姐觉得随时死了算了，这么多年，一步步熬过来的。”
廖乾美的妈妈还记得我们，她还记得北川另一个叫“雨辰”的小男孩。那是我们当年遇到的另一个遗腹子。“谢雨辰的爷爷奶奶还在新北川卖水果，我见到过他们。”他们一直在做水果生意。
2009年，妈妈刘小燕和奶奶周秀芳给谢雨辰洗澡
2013年，谢雨辰与姑姑谢燕祝和奶奶周秀芳
王宇辰说老师带他们去看过地震博物馆，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鞋子。她的外婆告诉她，地震的时候，爸爸在北川大酒店那里做事情。这些小孩，在别人提到爸爸时，他们都会从活泼中突然安静下来。“爸爸”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难以真正切身体会的词。
莫小朵是语文老师，她不会让学生写关于地震的作文。“震区的人，其实都避免谈这个。”
当年，在板房的时候，莫小朵是抵触跟贾佑春见面的。“不想做心理咨询，徒增烦恼，想忘记，可永远忘不掉。”莫小朵说。
她所在小学的校长有一天找到贾佑春说，贾老师，你能不能帮一下我们的莫小朵，她不开腔，不跟人打交道，人瘦得像丝瓜藤藤，担心她会自杀。
贾佑春花了很大精力，想了很多办法，给莫小朵做了心理辅导。她们成为了好朋友。莫小朵知道贾大她一岁，问她愿不愿意当她的姐姐？贾佑春感到为难，向督导请教。督导是一位澳大利亚的资深心理咨询师。他了解了情况，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他认为“姐姐”的角色，说话会没有力量，无法保持中立。
心理咨询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设置，就是督导。“我们遇到一些情况，不一定能处理得下来，我们会和督导谈。”贾佑春说，“他们不在具体咨询业务里，他们管理我们的技术和心理状态。”
贾佑春做出决定，成为莫小朵的姐姐。“已经十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然会这样做。这更符合民俗民风。因为这不是在办公室，是在灾区。”
十年前，莫小朵感觉每天都很累，早晨醒了爬不起床。她和很多地震灾民一样，过的日子是“醒着怕睡着，睡着了怕醒来”。
“女儿还活着的话，现在就二十多岁，可能就成家了。”莫小朵说女儿喜欢写东西，她上小学就写过小说。“地震之后，她写的东西都没了。”
21岁的黄珊以前也写过小说。“写的是玄幻小说，开头便是云烟四起。”她曾经有过文学梦。她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纪念她祖祖的文章。祖祖就是曾祖母。祖祖是在冬天去世，腊梅花开的时候，逢此时节，她会想起祖祖。“大概是一九一几年吧，家里人逃难路过北川。”她说，“就把祖祖丢在一户人家那里，有一口饭吃，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了。”
祖祖临终前，一直没闭眼，等她从学校回来，看到她了，才闭眼。祖祖一辈子差不多都待在北川的山里面，最远只去过北川县城。黄珊小时候许过愿，要祖祖看着她上大学，给她买好吃的，带她出去玩。
黄珊没考大学。高三会考之后，家里人觉得上太一般的大学还不如不上。她拿着500块钱，头一回离开了北川的山里，来到绵阳打工。“我之前没坐过公交车，没做过火车，没吃过牛排，没吃过海鲜。”
李昌平很少梦到女儿朱兰。她想梦到，但梦不到。朱兰的外婆说，她倒是梦到过几回。“有一次，我看到她在后门那里坐着。我问她，你走哪里去了？她说，我出国留学了。还有一次，我梦到她，穿着黑色的裙子，在种着竹子的公路上跳舞。”朱兰的奶奶说，她梦到过孙女。“她跟我说，你要把爷爷照顾好。”朱兰的叔叔梦到过侄女，说让给她烧些纸钱。他们就赶紧买了纸钱到茅坝中学的废墟烧了。
2018年2月，安昌镇的晨雾
下午，在膏药铺送走几位来治疗的顾客后，成兴凤为去给儿子挂横幅做准备，她到安昌街市上买了一些香蜡纸。
“拿上这个。”老板递过来一种纸钱。
“不要其他头像的，要阎王头的。”成兴凤说，“下面是阎王管的。”
“拿上这个。”老板递过500万一张的纸钱。
“娃娃用不了这么大面值的。”她挑选的是一百块面值的。
“十年了，娃娃都长大了，得买车买房了。”老板说。
成兴凤没有搭老板的话，她固执地走了好几家店，买了几叠一百元面值的阎王头像的冥币。她又买了画着玩具的纸张，没买画着汽车房子的纸张。她相信儿子仍然是16岁，正在茅坝中学上初三。
2018年2月，贺德志、成兴凤在安昌镇
成兴凤和贺德志都是北川陈家坝人。陈家坝在北川山里面。她觉得那里不利于小孩上学。全家人从陈家坝搬到了北川县城。从农村来到县城生活并不容易。贺川很懂事，从不乱花钱。“他跟我说，妈妈，你们这么辛苦，我要好好学习，以后到北京去读大学。”地震之后，成兴凤从贺川的书里发现他攒下的一百多块零花钱。以前，她生日的时候，儿子会给她买小礼物。
贺德志为了一家人在县城的生活，曾去往山西大同挖煤。刚下到地底挖煤的时候，他非常害怕。挖煤的地方距离地面一百多米，光是煤层都有十几米深。一晚上装几十个炮眼，炮一响，垮塌的事情经常有，一年得死几个人。死一个人，赔二十几万。电影《盲井》里那样故意弄死人骗赔偿款的事情会发生，他听过真实的故事。每次下井，他都不知道能不能满脸黑漆漆地活着上来。晚上，他想到家人，会哭。
2008年5月12日那天，贺德志从电视里看到了地震的新闻。他往家里打电话，一个都打不通。他赶紧坐长途大巴到太原，从太原到西安，从西安到绵阳。13日，他就回到了北川县城。“很多时候，我是从死人身上踩过去的，没有地方下脚。脑壳打烂的、腿杆断的、没手的……能钻进人的地方我都进去找。茅坝中学全是大石头，我只看见一具尸体，大概是老师，他还差一点就跑掉了，有一块石头打在他背上。”有好多天，贺德志不吃饭，只是喝水。已经戒烟两年的他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天几包。他没找着儿子，“没看到人就觉得有希望。”
刘平安（化名）和王水清（化名）是生活在北川田坪村的农民。地震之后，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很长时间里，王水清做着几乎相同的梦：在田坪村的老房子里，她在厨房生火做饭。大儿子和小儿子回来了。她放下正往灶里添的柴，问，大娃，你去哪里了？大儿子说，妈，我到绵阳躲地震去了。说完就去帮妈妈烧火。小儿子则去揭开灶头上的锅盖，问，妈，蒸蛋了没有？饭还没做好，孩子们在家里的木板上用毛笔写字。王水清觉得，现实生活像在做梦，而梦里反而亲切真实。
地震之后几个月，在北川做心理咨询的贾佑春听到了王水清跟她说的这些反复出现的梦。“我知道她的梦的意义是什么，她难以承认儿子死亡的事实。治疗悲伤是需要时间的。地震刚发生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麻木的，会有‘心理休克’现象，就像人在剧烈疼痛时出现休克一样。地震后的第三个月，真正的悲伤才浮上心头，像毒虫一样撕咬人的心。”
贾佑春和丈夫关山月以及其他伙伴们在北川的心理咨询工作，得到了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支持。他们对许多北川人进行了家访。地震三个月以后，20%以上的受灾者出现创伤后延迟性精神障碍（PTSD）和焦虑抑郁障碍。他们主要是跟进辅导一些需要持续帮助的个案，从而有效地预防自杀，促进创伤者的心理修复和社会适应能力。
贾佑春在灾区咨询的时候，发现灾民身上有一种天然的自我修复迹象。“他们的悲伤是深刻而漫长的，需要更深一层的悲伤辅导处理，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和已故的孩子告别。”比如刘平安夫妇，他们幻想着儿子会奇迹般地活过来，从未真正从内心承认儿子已经死亡的事实。
在田坪村，时隔几年，贾佑春再次见到刘平安和王水清。王水清正在厨房准备午饭，有土猪腊肉、山药炖排骨、豌豆凉粉、折耳根。隔壁房间的门上，有一张2004年的挂历，那是猴年，王水清属猴，大儿子当时特意为妈妈买的。挂历上画着刘德华。“刘德华”下面是大儿子用毛笔写的《赠汪伦》。
地震之后，许多失去孩子的家庭开始寻找新的寄托。王水清去医院，拿掉放的环。不久之后，她怀孕了，但依然在做着重复的梦——大儿子一次次从绵阳躲地震回来，帮他做家务，小儿子一次次要吃蒸蛋，两兄弟在墙上写毛笔字。
妊娠反应和梦境引发的悲痛，让王水清的抑郁状况越发严重。给王水清做心理辅导的贾佑春焦虑起来。她担心王水清会因抑郁而流产，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她向督导求助。督导认为在王水清怀孕期间，处理她的悲伤并不安全。贾佑春接受了督导的建议。直到2009年8月，王水清生下女儿后，贾才逐渐恢复了咨询师的角色。“生下小孩这件事情是心理咨询师无法给予的最好的力量。”
田坪村地势很高，前些天下的雪仍然积留在树梢、屋顶、菜地和院子里。刘平安家养着许多鸡，它们在雪地上走，留下串串脚印。屋檐上的冰开始变成水，滴答滴答往下落。院子里有4株种了三十几年的杜仲，直伸上天空，雪的晶体附着在树干上，在雾气四起的午后泛着微亮的光。
2018年2月，田坪村，刘平安（ 化名） 和女儿刘心（ 化名）
2018年2月，田坪村，刘平安（ 化名） 一家
刘平安和王水清的女儿刘心（化名）已经九岁了。她坐在“刘德华”和“汪伦”面前烤火。
“知道刘德华吗？”
小姑娘摇头。
“会背《赠汪伦》吗？”
小姑娘摇头。
小姑娘最喜欢的是TFBOYS，她准确地说出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日。她用手机播放了《我们的时光》：“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地嚷，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从去年开始，我已经不做那样的梦了。”王水清告诉贾佑春。
“是希望梦到还是不梦到？”贾佑春问。
“还是希望梦到。”王水清说。
“我不希望梦到，梦到心里会好慌。”小姑娘的意见不一样。
家里人从来没带过小姑娘去地震遗址。“不想让她去。”
“有了小孩，才有精神寄托。”王水清说，“生她的时候都41岁了。”
“你跟我说捡的嘛，垃圾桶捡的嘛。”小姑娘在一旁认真地听，“我早就知道我不是捡的。”
“她的脾气犟，跟那两个哥哥不一样。”王水清笑了。
看着墙上那些毛笔字，小姑娘会问起哥哥的事情，妈妈就不说话了。“她不愿意说起。”
菜都做好了，桌上，大家不断举杯，桌下，炭火在燃烧。小姑娘的爷爷边喝酒边说，十年了，北川大变样了。2008年，野生山药十一二块，现在涨到18块，这是一个变化。在带着我们上山之前，刘平安在擂鼓镇的菜市场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也没卖出几根刚挖的山药。
为了陪小孩上学，刘平安夫妇在擂鼓镇花五万块钱买了一个房子。按照学校规定，现在的小孩都需要家长接送。
2013年，李昌平和儿子朱浩然在自家院子门前
2018年2月，李昌平、朱远成和儿子朱浩然一家三口
“以前不兴这个。”李昌平在海光村的家中说，“以前他姐姐上小学，自己去，中午还自己回来吃饭。现在小孩住校，星期一去，星期五回来。”尽管他们家走到学校只要十分钟。
朱浩然的书包里有一本学校发的课外读物。其中有一首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春歌》：“快乐的孩子/从学校里走出来，/四月温暖的空气里/随即飞扬起欢笑和歌声。/孩子们银亮亮的歌笑/把街上深沉的寂静/撕裂成碎碎的破片。”
李昌平有时对儿子生气，“你姐姐以前从来不用我们操心。我不在跟前你就不做作业，真是气人啊。小孩说，我不气你了，你是不是要多活一岁啊。”李昌平说完大笑。这些失去小孩又重新获得小孩的家长们，对于孩子的一切反应都那么甘之如饴。
北川擂鼓镇菜市场很热闹，大家为过年准备着。一个卖油的小伙子，口才很好：“经济实惠，价钱不贵，不是往年旧社会。”“小帅哥，莫拍照，拍照就要买嘛，12块一斤，野猪头。”卖野味的大姐冲着我说。一转身，另一个大哥说，“从新疆带回来的大芦花鸡，买了不亏。”
2009年4月，张建清和女儿席菁雯在临时板房里
2018年2月，张建清和女儿席菁雯在擂鼓镇买菜
张建清和女儿席菁雯正在买菜，第二天是张建清父亲的生日，她要去任家坪给父亲祝寿。“才从外地打工回来，过完年还要出去。”席菁雯是我当年遇到的又一个遗腹子。地震后，张建清被一家医院接到北京生下了席菁雯。菁是“京”的谐音，代表北京；雯是“汶”的谐音，代表汶川。许多当年出生的小孩都取了一个和地震有关的名字。多年以后，许多这样的小孩又都改了名字。在这里，试图记住和试图忘记往往是矛盾的统一体。
莫小朵所在学校的孟校长（化名）已经去了教育局工作，如今在北川的一个村子里做精准扶贫。他是贾佑春当年做过心理辅导的人。当贾佑春带着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们说的是稻田养鱼、村子里不愿赡养父母的年轻人、大家只知道低头玩手机、外孙女吃外卖太多……他的话语密集，不给我们提起当年的机会。
孟校长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是北川中学学生。地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不断给儿子的手机发短信。地震两年后，他才去做了DNA鉴定，确认了儿子的骨灰。儿子生前最喜欢吃鱼香肉丝，他之后再没吃那道菜。贾佑春当年想给他做心理咨询，被他拒绝了很多次，最后只做过一次。“他认为我对学校师生的帮助很大，在我离开北川之前，觉得应该接受我的心理咨询，作为对我的回报。”
“他穿的‘防弹背心’现在是越来越强了。”贾佑春说。这是此次回访之旅不顺的那一个。
灾区的人，有的选择忘记，有的选择记住，无论哪种选择，都是因为“根本忘不了”。
“你们记者都还记着，我们能忘得了吗？”成兴凤说。
2008年，地震之后，成兴凤和家人住进了绵阳的九州体育馆，那是灾民聚集点之一。她在那里睡不着。她想起儿子说过，长大后要去北京。她觉得要给儿子圆梦。她是敢想敢做的人，马上和家人动身，从绵阳去北京。“当时连一双好一点的鞋子都没有，只有几张被子，就这样去了北京。”
成兴凤和贺德志在北京南二环菜户营东街开了一家名为“北川成凤”的小餐馆。“北川”在地震之后，为世人所知。餐馆引起了大家关注。成兴凤说她只是想完成儿子的心愿，并不想博取同情。当有人来就餐时，问起她是哪的人，她干脆说是重庆人。于是，有人在网上发帖：有人冒充北川人在北京开餐馆。甚至有人晚上用油漆在餐馆的卷闸门喷上“四川人，滚回灾区去”。好心人也不少，把原来的字涂掉，写上“北京欢迎你”。有的人还给他们捐款。工商部门认为店名有悖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不得用作字号”，没给他们办理营业执照。在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前，他们关掉了餐馆，回到了北川。
回到北川后，成兴凤去到茅坝中学的废墟，那里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有纪念的平台。她想念儿子，想跟儿子说话。她就写了一封信，制作成横幅，挂在了废墟里倒塌的一辆吊车上。
过了一段时间，她经过那里，发现横幅没了。她差不多跑遍了北川的有关部门，去找横幅。“我问他们，我给儿子挂横幅有错吗？他们说，没有。我问他们，是你们取的吗？他们说，没有。”成兴凤说，“2008年下半年，我跟发疯似的，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去找横幅，亲朋好友都劝我放弃，我都没有放弃。在一个部门，我把桌上的杯子砸了，把桌子掀了，我说不把我给儿子的横幅还给我，我就死在这里。”有领导到北川老县城视察，她就去老县城堵领导。“他们最后承认，说是让清洁工给取下来了。他们带我到安昌镇，重新做了一个横幅挂上去。”
到了2009年，地震快一周年的时候，成兴凤发现横幅又不见了。她又执着地去找有关部门。横幅再次挂了回去。从那之后，她在茅坝中学废墟上挂的横幅再也没有被人取走。“我会坚持把横幅挂下去，直到我不在了为止。”
成兴凤一年的时间节点是由这些纪念日构成的，她已经写了快30封信，这些信构成了时间的意义。
在田坪村上的炭火旁，九岁的刘心继续用手机放了一首TFBOYS的《自由环岛》。第一句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你觉得时间是这样的么？”我问她。
小姑娘点点头。
门口供有土地爷爷，早晚一炉香。这是刘心的爷爷对于时间的概念。爷爷说，他们的老家是湖北麻城，“湖广填四川”的时候来的北川。《四川通志》记：“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少若晨星。”这是“湖广填四川”的缘起，已是清初之事。
地震之后，北川重建，有许多志愿者来到此地。北川是山东对口援建的地方。黄珊初中时候的语文老师是山东来的志愿者。在她的印象里，老师气质好，有魅力，说话好听，给他们看PPT，里面有高原雪山大海，那代表了远方。她喜欢远方。老师离开北川的时候，她哭了一场，舍不得。
黄珊在绵阳已经待了三年，她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绵阳的城市照片。上面有一行字——“一个稍微不努力就可能回老家喂猪的城市——绵阳。”
她走在绵阳街上，遇到乞丐，都会给钱。“我看到过一个男的从垃圾堆里挑出一些东西给一个女的吃，觉得很心酸。”前几天，绵阳下雪的时候，她会想着那些乞丐都到哪里去了。“以前桥洞底下全是乞丐，现在没有了。”
去年春分的时候，黄珊去绵阳的河边放风筝，看到河里有螃蟹。她很高兴，这跟山里的小溪是一样的啊。她脱了鞋，到河里去抓螃蟹。在河边散步的人看到了，说，这螃蟹不能吃，都污染了。
山里面的水也没那么好了。“地震以前的井水是甜的，现在不能喝了。”黄珊说，“有污水冒出来。”以前泉水里有小鱼小虾小蟹，现在也难以看到。她最喜欢的是麻鱼，像泥鳅一样，“吃得比猪肉安逸”。“当然，那时候吃猪肉少，一星期才能吃一次。”
她怀念小时候，“除了经济不好，什么都好。”而现在，“猪肉、鸡肉吃起来都不香了。”
地震之后，很多山里人都离开了原来住的地方。朱远成的父母原本住山上，地震之后，都下了山。“老头说，要看看几个娃怎么样了，结果我们这个孙女子没有了。”朱远成的妈妈说。
李昌平听着这些话，低头弄菜地里的竹竿，拍自己脚上的土，沉默。“地震是大难、国难。”她忽然说了一句。也许只有把灾难放到足够大，才好让自己躲进去，将伤痛暂时隔离开来。
朱浩然的一本“拼习本”的封皮上印着鲁迅的一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他的姐姐朱兰在留下的周记里写着：“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追赶时间，不是有个脑筋急转弯说：只会往上爬，永远不会往下掉的是什么？答案是：时间。”
朱浩然会向妈妈问起姐姐，我怎么没见过姐姐？李昌平说，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李昌平觉得时间过得慢。“我们一天都是在浪费日子，没有事情干。煮饭、吃饭、打扫一下卫生，接送娃娃，除了这些，没啥事情做。这叫混日子。”退耕还林之后，也就剩门前一小块菜地了，种着油菜、白菜和莴笋。“没啥可种的，耍到就种起了。”
来到擂鼓镇几天了，贾佑春四处打听杨富贵（化名）和他的孙子孙女的下落，她想见到他们。2008年11月15日，地震刚刚过去大半年，擂鼓镇发生一起惨案。在镇上开服装店的杨老板用刀砍死妻子后自杀身亡。他们13岁的大儿子杨涛（化名）是第一个发现父母去世的人。惨案发生的当天，当地的一位老师打电话给贾佑春，说让她赶快去，看看能不能帮助这两个小孩。
贾佑春记得当时的情形，杨涛沉默地坐在一张木凳上，眼神里流露出恐惧和悲伤。贾佑春只是默默看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此时此刻，任何的辅导介入都为时过早。”贾佑春说，“包括好心人的到访都是对他的打搅。”
此后，贾佑春和另外一位咨询师来到杨家。妹妹杨霖（化名）可能还小，对父母的死亡还没有多大的认识，很快就和他们玩儿起来。哥哥沉默，一个人待在房间不出来。爷爷杨富贵去叫他吃饭。他问爷爷：爸爸为什么要杀死妈妈？这是那天贾佑春听到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杨富贵给贾佑春讲了一些情况。儿子和儿媳在镇上开店做生意，还算不错。地震前一年，儿媳主张把家里的旧房拆了，盖二层新楼。儿子觉着经济压力太大，不同意重修房子。儿媳不听儿子的话，非要拆了房子重修。家里的积蓄不够，借了几万块钱，硬是把两层楼的房子修了起来。地震一来，楼房成了危房，还欠着别人几万块，儿子天天焦虑睡不着。
“他们两个走到绝路，跟地震有很大关系。”杨富贵说。贾佑春则了解到，这对夫妻经常吵架，感情不好。地震大概是一个诱因。可是，人都死了，没有人会真正知道最确切的原因。
因为这是发生在地震灾区的事情，这一家人备受关注。
父母去世之后，两个小孩跟爷爷奶奶生活。杨涛到绵阳去读中学，杨霖在擂鼓上小学。那时候，贾佑春每周都要去看杨霖。“虽然我把我们的关系定位在关怀陪伴而非咨询辅导上，但当我觉察到我们之间出现移情和反移情时，还是感到了压力。她的移情表现是把我当妈妈，我的反移情是把她当女儿。如果有一天不再来看她，她会不会受到第二次被抛弃的伤害呢？”贾佑春开始减少和杨霖见面的次数，她想着通过监护人做工作会比较好。可杨霖的爷爷奶奶是她遇到的最难帮助的对象。
杨富贵是乡里的一位退休干部。“这是地震造成的悲剧！”“我们要坚强！”“要勇敢面对现实！”——这是他经常说的话，像开会时念发言稿。
贾佑春觉得这是回避谈论问题之辞，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有空我就读读革命先烈的故事，从中受到教育启发，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今天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
贾佑春继续问，两个小孩现在的状况如何？
杨富贵说，他们很好，我一直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我们国家要发达，民族要兴旺，就要靠下一代。看看北京奥运会，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强大实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当时，正在做饭的杨霖奶奶听到，插了一句嘴——上下五千年，加起来就是一万年。
之后几次见面，情况大致一样。贾佑春有些焦虑。督导告诉她，对任何家庭来说，自杀都是最艰难的失丧危机。他提出了两种处理办法，第一，要看他有没有求助的需要。如果他愿意接受帮助，必须控制话语权。第二，你在他眼里的身份是什么？是居委会大妈还是专业心理咨询师？
贾佑春反省自己在对这家人进行咨询时有时退缩，有时又过分主动。“可能是源于内心深处对灾难的无助及对死亡的恐惧。”
多年前，贾佑春的一位好友跳火车自杀，她觉得内疚自责。“自己当时如果具备心理治疗的知识帮助她，她可能就不会自杀。”这是她当年想当心理咨询师的一个理由。她原本学的是中文，后来在西南师范大学读了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生班。
贾佑春暂时停止了对杨家爷爷的帮助，给他留了电话，告诉他，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她。
这一次，在擂鼓镇上打听了很久，我们才找到杨家新的住所。贾佑春已经七年没来过这里了。开门的是杨涛，他已经不认识贾佑春了。小伙子很警惕地看着我们。他给爷爷打电话，要他回来。
妹妹不在家。“她原来是在北川中学读书，后来转到绵阳读艺校，学的钢琴。”杨涛说。
“妹妹现在怎样？”贾佑春问。
“她脾气怪，没法接触，沟通很困难。”杨涛说，“当年也只有我妈妈能管住她。”
“你感觉到这几年有什么变化？”
“还好吧。”这是杨涛那天下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十年前，贾佑春来看杨涛时，见到的那只狗走丢了。杨涛现在养的这条相似的小狗叫莽子，“莽子”在四川话里是有点傻的意思。“好多年没养狗了，爷爷不让养，怕狗脏。”阳台上还有一条大哈士奇和几条刚出生的小哈士奇。
杨涛说他随时会想起父母。“理解也谈不上，还好，当时什么情况都不晓得，发生了就发生了。”他是第一个发现父母惨死的人，“那个场景肯定是忘不了的。”
“会做梦梦到？”
“会吧。”他喜欢在句末加一个“吧”字。
“害怕吗？”
“记不到了，可能吧。”
“有什么办法帮助自己？”
“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忽然把话题又转到了会拉雪橇的哈士奇身上，“哈士奇力气大，有两层毛，耐冷。”
杨富贵回到了家里，他今年72岁了。“也是党的政策好，靠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他的开场白跟十年前是一个方式。“每个月有一些养老保险金，支撑了这么多年。”
孙女学钢琴，他其实并不赞同。“年龄大了，学钢琴有点难。这是她的选择。这有什么法子，只有让她选择。”
假期，杨霖白天去绵阳补钢琴课，晚上回擂鼓镇。“她没事就不说话，一天‘稳起’。她妈妈个性强，‘捡到’她妈妈了。”
杨富贵看在心里，觉得难受，给她写短信写微信。他有写东西的习惯，这些年下来，记录了很多东西。“有时间就把感受写下来，存着。”
他拿出一个本子来，随便翻到一条2013年2月26日写的和孙子的谈话：“人要成才自掌控，莫在社会混时光。勤学苦练把书念，有了知识是本钱。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真才实学闯天下，光宗耀祖被人夸。爷爷唠叨为了你，莫把唠叨当牢骚。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长大找了好事做，那时才知爷的心。若是未听爷的话，百事不成害终身。”
杨家现在住六楼，是当年摇号分到的安置房，“莫得电梯”。“三楼金四楼银，五楼六楼爬死人。”杨富贵说，“年龄大了，爬起恼火。”
在北川，很多人出去旅游，他觉得旅游也不是办法，不愿意跑远了，对旅游不感兴趣，去到那些风景名胜，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这十年还是慢。”杨富贵说，“精神上压力大，但是我从来不向哪个表露，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只会记录下来，在老百姓面前不说这些，影响不好。”
贾佑春觉得和十年前相比，杨富贵“变得真实了”。“生活改变了他。”
“现在要过年了，别人家有父母，现在他们回来，就我这个爷爷。”杨富贵的老伴在2009年去世。
贾佑春给杨富贵又留了电话，说有什么需要帮助就找她。
文医生总是笑呵呵的，他的脸大而圆，穿着皮衣，开着路虎，在擂鼓镇一家自助火锅店门口停了下来。十年前，他开的是摩托车。这十年间，对北川会赚钱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文医生在擂鼓镇开有诊所和药店，还做一些别的生意。他觉得自己的这辆路虎配置低，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跟我列举了镇上的豪车。
文医生请我们吃饭。在火锅店里，他和老婆讨论起杨家夫妻当年去世的原因。文医生说是男的和女的一起捆上电线，同时电死的。他的老婆说，怎么可能，这女的是瓜的吗？还让你捆上电线？男的是先用刀杀了女的，再用电线自杀。夫妻俩争论了起来。
吃火锅的中途，贾佑春的电话响起，她要去见当年的志愿者。我们和文医生继续吃饭。他问我，你见到关老师了吗？关老师指的是贾老师的丈夫关山月。我说，没有见到。文医生说，关老师可好了。当年，文医生和关山月经常碰面，可是，他也很久没见到关老师了。
在北川的三年，贾佑春和关山月都非常忙。“对一个咨询师来说，一天咨询几个来访者就不得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一天要咨询十几个。”督导对贾佑春说，你接见了一个负能量的人，要再接触三个积极的人才能抵消。大工作量对生理和心理都是考验。
2008年底，连续的工作让贾佑春想逃离，她离开工作场所，随便找到一户农民家，请求他们让她在那里休息一天。两位老人请她进门，她不管屋里是否脏乱，倒头便睡，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后来，医生告诉她，这是“精疲力竭综合症”。
对杨富贵一家进行咨询之后，贾佑春更加难受。朋友叫她去上海，她马上就去了。休息了四天，她又回到灾区。“在上海的咖啡厅，我一进去就傻了，觉得这个世界是假的，恍若隔世，发呆，我待不住。”
贾佑春从北川回成都，坐在出租车上，太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猝死，心像很粗的针扎进去。她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捏在手上，放到胸口，想着，如果死了的话，警察也不用去调查，看到身份证就知道是谁了，不必给别人添麻烦。
回到成都，看见别人跳广场舞，她就掉下眼泪。洗衣机一转，空调一开，她感到恐惧，好像地震又要发生了。做梦的时候，看到小孩的脸，看到遗像，看到烂房子像山一样倒过来。她害怕想起北川老县城那样的地方，觉得那就像是失去价值和信念的人的心房。
2018年2月，贾佑春在成都工作室
“我患了严重的PTSD（创伤后延迟性精神障碍）。”贾佑春从包里拿出药盒给我看，那些是她每天吃的治疗焦虑抑郁症的药，吃了近十年。
2017年9月，已经退休的督导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她陪督导去了一趟北川，汽车进了擂鼓镇，她没有下来。“我回避见到那个地方，怕见到熟人。”听了贾佑春的这番话，我明白了她之前在考虑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到北川时的那种犹豫。
“在好多年里，我听见哪里有灾难，就害怕。有段时间，家里的事情也不想弄了，有孤独感，莫名的悲伤，无论看见什么都觉得很可怜。有一次去北京出差，看歌剧的时候，忽然吓得不得了。出门看见那些自在飞翔的麻雀，非常羡慕，非常难过。”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贾佑春，开始去找心理咨询师，接受治疗。
我想起贾佑春的丈夫关山月也是心理医生，我问她，那你的丈夫呢？
“他其实也得了PTSD，比我还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非常意外和惊讶。
“他经常半夜起来大喊——地震了，地震了。我带他去看病，医生开了药，他把药扔了，说有副作用，不吃。”
我看过贾在多年前的文章里对丈夫的描述，在擂鼓镇，他们那么热情地去帮助那里的人。“他本来是个非常温和的人，还挺幽默。现在完全是另一个人，对什么都没有热情，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贾佑春说，“别人不会理解他的，我理解他，我们像一个容器，被放得太满了，我们成了光影交错的人。”光影交错，就是优点和弱点都那么的明显。
这个结果对她的家庭来说是可怕的。“这些我都没跟别人说过，我原来只跟心理医生说。灾区的这些朋友老乡，也都不知道我得了病。”
当年在北川，贾佑春和丈夫关山月管理着上百个需要服用精神药物的灾区受创者。“我们咨询过的病人没有自杀的。当时北川自杀的人，都没有来找过我们咨询。”
贾佑春一直坚持吃药，她觉得对孩子来说，爸爸已经这样了，不能让他们没有妈妈了。“他（关山月）躲着我和家人，为了这些事情，我们会吵架。”贾佑春说。
“这样的情况，两个人怎么相处？”
“其实，我们离婚了。”
“他在外面租房子住。我经常叫小孩去看他。他想管两个孩子，但是没有能力管了。他关在家里不出门，不见人，不社交了。前几年，我母亲去世，他没有来。他自己的父亲去世，他的家里人也找不到他。”
贾佑春告诉我，前几年，印尼海啸之后，有机构对五十多个参与海啸后心理援助的专家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有二十多个得了抑郁症，90%得病的人退出了这个行业。
“得了这个病之后，我才真正会咨询了，因为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贾佑春说，“我们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灾难，并不知道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伤害，我们是用自己做了实验，结果，我们牺牲了。”
在北川工作三年，没怎么管在成都的小孩。当年正上小学的儿子有时要寄宿在老师家里。几年之后，暑假，贾佑春和儿子去温州楠溪江游玩。儿子忽然对她说，那几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留守儿童。他不习惯住在老师家里，睡觉的时候，躺在被窝里都不敢动。他继续说，曼德拉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她的女儿对他说，你爱全人类，却不爱我们。“他越说越生气，把手里的矿泉水瓶狠狠地扔进了水里面。”儿子长这么大，她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
2018年，读高三的儿子准备高考了，贾佑春把工作量调到最小，大部分心思都花在儿子身上，她觉得亏欠儿子太多。
贾佑春回想起当年，有许多感叹。“我很怕说使命和情怀，这不是好玩的事情，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有使命和情怀的。和震区的人有了情感连接之后，你是真的无法放下，地震就在你身边，你正好是做这个专业工作，那种生命对生命的影响，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黄珊仍在犹豫要不要回家过年。她觉得现在过年没有年味了。在她的印象里，北川山里的冬天有各种“干”——笋子干、白菜干、萝卜干……冬天全都吃这些食物。“我都吃得想吐，农村不舍得出去买东西。”她现在则很怀念。“腊肉用松树熏最正宗，还有其他树的叶子，就看喜欢什么味道了。”
冬天，山里人喜欢弄一个大树根，大家围着树根烤火，吃年夜饭。她还记得有一年过年，有外省人来卖艺。他们在村里搭起帐篷，表演一些杂技，十几个凳子搭上去，小女孩在上面叼着花，不小心掉了下来，幸亏给接住了。卖艺人在路边摘一些野菜煮来吃，不放盐也不放油。她觉得他们不容易，给他们送过白菜。过年的时候，这些人挨家挨户舞狮拜年。村里人自己也穷，但也会给他们一些钱。这些景象，在北川的山里再也看不到了。
黄珊会多愁善感，前几天，她看到租住的小区一棵树给劈死了，想着自己哪天也被雷给劈死了。“就像地震一样，这么多事情都不确定呢。”
黄珊决定咬咬牙，再做一年现在的工作就不做了。“这样的工作，会让人想起古时候的那种女人。”她是“那种”按摩店的技师。她原本只是在按摩店做清洁，店里的人看她长得不错，身材好，“鼓励”她做了技师。做了一段技师之后，她就逃跑了。去卖了一段时间衣服，又回去了。“卖衣服一个月一两千，在那里工作一个月一两万。”闲时她会用手机看一些修图软件的教学视频，她想赶紧攒一些钱，以后开一家小的照相馆。“以后嫁人生了小孩，还可以在家工作。”她的手机响了，店里叫她去工作了，她喝了口水，赶紧起身回去。
此时绵阳已经入夜。我来到绵阳中心医院。十年前，那里的一楼满是伤员。一位坐在大厅地上被截去一条胳膊的伤员对我露出了笑容，她刚从死人堆里出来。
我上楼，到了新生儿病房。在病房的墙上，我看到我采访过的儿科医生的名字还在公告栏上。那时候，她告诉我，有一位刚出生的小姑娘，她的父亲送来了一车北川的伤员。“他是个英雄。”我按照她的指点，找到了王东和王茹，见到了他们刚出生的孩子。
2008年，王东和王茹
2008年地震后，王东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王稚然
2008年12月，王东与王茹、女儿王稚然
我住进了绵阳火炬广场旁的一家酒店。十年前，我和同事住在这里，楼中有许多各地来的记者。如今，他们没剩下几个人还在做记者。酒店已经有些破败，带着霉味的陈旧墙纸没有换，仿佛昨日重现。
新的横幅制作好了——成兴凤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和他们一起去了北川老县城。我们坐在出租车里，司机说，当年在北川的一所小学，某个班上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其中一个是她的女儿。女儿放寒假了，这些天正在打工，挣点零花钱。成兴凤和贺德志表情复杂，羡慕而落寞。
在茅坝中学的废墟，夫妻两人爬到了倒塌的吊车旁，拿出横幅和铁丝，仔细地捆扎好。
2018年春节前，成兴凤和贺德志到北川茅坝中学废墟挂横幅，表达对儿子贺川的思念 图 / 本刊记者 卫毅
亲爱的儿子，你好吗？妈妈好想你。又过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你离开家十年了……每次来到这里想看见你，十年了，一次都没看见你……妈妈永远会每年给你挂3次横幅，直到……祝你新年快乐……
他们把几叠一百块面值阎王头像的冥币烧了，还有一些纸做的衣物和玩具。成兴凤在横幅前放上一些菜，还有一罐菠萝啤——那是贺川爱喝的饮料。
旁边有游客路过，不知这是在干嘛，他们凑近，看到这些文字，静默了下来。
从老北川县城回来的路上，贺德志买了一把新的富贵竹。他在店铺里整理着新枝。可能是累了，他不说话。电视里是一档音乐节目，播放着陈百强的一首老歌：“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一位老大爷从店铺外边进来，他是这里的顾客，但他此刻不是为了换药，他拿出一部老人手机，想让成兴凤帮他发短信。他不会打字。他需要在下午5点钟之前把银行卡号发给村干部，新农合的一笔钱要打到卡上。老人原本住在北川山里，现在安昌镇住。他看上去很健谈。他说起了自己家人。一家原本八口，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两个外孙女、老婆和他。地震之后，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他让我想起了《活着》里的福贵。在北川，为新年忙碌的人群中，其实满是残缺的悲伤故事。他们笑容可掬地打着招呼，好像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没有区别，迎接着即将到来的新年。
杨富贵在等待着孙女晚上学完钢琴回来，朱远成把修葺工程的最后一块砖砌到了墙里，廖乾美还在给陆续到来的顾客修剪头发……
我一直没有见到王东。在离开北川前，我再一次拨通了王东的电话，他说他在外地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仍在讨工钱。他做的是土建，北川已经不好做了，他去新疆、西藏做了很多年。“一家老小要吃饭，没办法。”
王东和王茹离婚之后，又娶了新的妻子。新的妻子，我在五年前见过，她那时还是王东的女朋友，当时正带着王东的小孩王稚然在地震博物馆前玩耍。
我还记得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哀悼的汽笛声响起的时候，王东一家正在吃饭。他们看着电视，一筹莫展。
彼时，看着王东的孩子——2008年5月13日出生的小孩，我在想，十年之后，小孩和她的家庭将会怎样？
2018年的此刻，王东告诉我，新的妻子已经怀孕几个月，他将在不久之后迎来自己新的孩子。
2018年2月，清晨的任家坪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贾佑春和我们坐在汽车里，行驶在北川的道路上，窗外能看到夜色和彩灯闪烁。她前几天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对里面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如果提前了解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如果能提前了解的话，十年前，你们还会来北川吗？”我问贾佑春。
车厢里静了下来。只有导航的声音——
前方300米有限速拍照，限速60，当前时速56——
前方红绿灯右转直行——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距离终点2.5公里——
……
“我跟孩子们说，爸爸妈妈还没断气之前，人生都没有落幕。”贾佑春说，“就像电影一样，我们要有信心看到最后的结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50期
原标题《5月12日里的十年》
文 /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川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编辑 / 周建平 郑洁 rwzkjpz@163.com